2025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8件反家暴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曾引发广泛关注的北京大学女生包丽（化名）被虐待自杀案。最高法指出，不仅殴打等身体暴力属于家庭暴力，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爱配资，自残威胁等均构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
2019年10月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女生包丽（化名，原名陈某某）在北京市某宾馆服药自杀。同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发布报道《“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揭露了包丽在与其男友牟林翰交往过程中，所遭遇的情感虐待。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牟林翰于2020年6月被逮捕。
北大男生牟某翰（左）和女友包丽（右）
2023年6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判决被告人牟林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被害人之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万余元人民币。一审宣判后，蔡某某和牟林翰均提起上诉。当年7月25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牟林翰虐待刑事附带民事上诉一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被称为“PUA第一案”。
最高法表示，在牟某某虐待案中，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应以虐待罪论处。
案例介绍，2018年8月，牟某某与陈某某确立恋爱关系。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二人在北京市某学生公寓以及牟某某的家中、陈某某的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1月至2月，牟某某、陈某某先后到广东及山东与对方家长见面。
2019年1月起，牟某某因纠结陈某某以往性经历，心生不满，多次追问陈某某性经历细节，与陈某某发生争吵，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陈某某，并表达过让陈某某通过人工流产等方式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同年6月13日，陈某某与牟某某争吵后割腕自残。同年8月30日，陈某某与牟某某争吵后吞食药物，医院经洗胃等救治措施后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2019年10月9日中午，陈某某在牟某某家中再次与牟某某发生争吵，并遭到牟某某的辱骂。当日15时17分许，陈某某独自外出，后入住某宾馆，并于17时40分许网购药品，服药自杀，被发现后送至医院救治。2020年4月11日，陈某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兰和律师微信朋友圈宣布包丽死亡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牟某某虐待与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情节恶劣，且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牟某某与陈某某的共同居住等行为构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从辱骂的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某某对陈某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
在陈某某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进程中，牟某某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陈某某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提升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陈某某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合考虑牟某某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依法量刑。综上，对牟某某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图为两人聊天记录
最高法表示，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男女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实施虐待行为，与发生在社会上、单位同事间、邻里间的辱骂、殴打、欺凌，被害人可以躲避、可以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求助不同，受害方往往因“家丑不可外扬”而隐忍，身心常常受到更大伤害，甚至轻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牟某某与陈某某之间已经形成了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二人的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此外，最高法指出，持续采取凌辱、贬损人格等手段，对家庭成员实施精神摧残、折磨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牟某某与陈某某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相互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牟某某始终纠结于陈某过往性经历一事，并认为这是陈某某对其亏欠之处，因而心生不满。2019年1月至9月间，牟某某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对陈某某进行指责、谩骂、侮辱，言词恶劣、内容粗俗，在日积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陈某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摧残与折磨，以致实施割腕自残，最终服用药物自杀。牟某某的辱骂行为已经构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且达到了情节恶劣程度。
最高法还表示，实施精神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处于自残、自杀的高风险状态，进而导致被害人自残、自杀的，应当认定虐待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牟某某作为陈某某精神状态极度脆弱的制造者和与陈某某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并对陈某某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陈某某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陈某某处于生命的高风险状态，其本应及时关注陈某某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防止陈某某再次出现极端情况。但牟某某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完全无视，仍然反复指责、辱骂陈某某，最终造成陈某某不堪忍受，服药自杀身亡，故牟某某的虐待行为与陈某某自杀身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延伸阅读
7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牟林翰虐待刑事附带民事上诉一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澎湃新闻（www.the paper.cn）当天从权威渠道获取到牟林翰虐待刑事附带民事案二审判决书。
2019年10月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女生包丽在北京市某宾馆服药自杀。2020年4月11日，包丽在医院去世，其后牟某翰涉嫌虐待罪被逮捕。
牟某翰（右）和包丽 资料图
澎湃新闻注意到，围绕上诉人牟林翰及其辩护人所提牟林翰的行为不构成虐待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三点理由进行驳斥，认为牟林翰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牟林翰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均不予采纳。
法院以三点理由论证牟林翰行为构成虐待罪
2023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牟林翰涉嫌犯虐待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依法公开宣判，以虐待罪判处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判决牟林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蔡某某（被害人包丽之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73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原告人蔡某某和牟林翰均提起上诉。
牟林翰认为自己不构成虐待罪，也不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澎湃新闻获取的牟林翰一份手写的上诉状写道，其认为自己无罪，他认为自己和包丽之间属于情侣之间发生“矛盾争执”，并不涉及法律，“从未想过真正伤害她（包丽）”。他还写道，一审判决他有罪，系“助长以网暴寻求关注”，“助长‘自杀有理’之歪风邪气”。
二审法院表示，经查，第一，从牟林翰与包丽在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经常性共同居住、同居期间曾共同前往对方家中拜见对方父母，且双方父母均认可二人的同居状态及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朋友关系等情况看，虽然牟林翰与包丽尚未登记结婚正式组建家庭，但在长期同居期间二人关系始终稳定、情感相互依赖、生活相互扶持且均在为结婚积极准备，因而二人之间关系与家庭成员关系并无本质区别，由此牟林翰符合虐待罪中的犯罪主体要求。
第二，虽然在案缺乏充分证据证实牟林翰曾对包丽实施过肢体暴力，但牟林翰本人供述、多名证人证言及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牟林翰在明知且接受包丽曾有性经历并已与包丽交往且同居的情况下，既不同意包丽的分手请求，又纠结于包丽以往性经历并借此高频次、长期性、持续性辱骂、贬低和指责包丽。牟林翰对包丽实施的前述经常性侮辱谩骂行为具有精神折磨性质，属于虐待罪所规范的虐待行为。
澎湃新闻注意到，包丽生前好友作为证人指出，牟林翰与包丽确认恋爱关系后，牟林翰常因包丽不是处女而和包丽吵架，且有过推搡，“打过耳光，掐过胳膊，并让她（包丽）下跪”。
包丽与牟某翰的聊天记录 网络图片
二审法院认为，从牟林翰侮辱谩骂行为的时长、频次、粗俗程度及曾造成包丽因不堪忍受而割腕、吞服过量药物的后果看，牟林翰对包丽实施的虐待行为已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
第三，在2019年9月24日至案发前，包丽与牟林翰始终居住在一起。2019年10月9日，牟林翰在包丽因长期遭受其精神折磨而精神依附于自己的情况下再次言语刺激包丽，直接导致其选择离开牟林翰家中并入住宾馆服药自杀。
法院认为牟林翰对包丽长期实施的精神虐待及当日再次实施贬损人格性质的言语刺激与包丽自杀死亡之间存在刑法的因果关系。
综上，牟林翰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牟林翰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均不予采纳。
法院解释为何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二审判决书中提及，上诉人包丽妈妈的诉讼代理人提出，牟林翰的行为还构成故意杀人罪，且认为一审判决对牟林翰所犯虐待罪量刑畸轻。
二审法院认为，经查，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牟林翰实施了积极追求或放任包丽死亡结果发生的教唆行为，同时牟林翰联系、寻找和救治包丽的过程显示牟林翰并不希望或放任包丽死亡结果的出现，也不存在故意拖延救治的行为。
一审法院在对牟林翰所犯虐待罪量刑时已充分考虑了牟林翰犯罪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认罪态度等因素，所裁量的刑罚在法定刑幅度之内且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量刑适当。因此，蔡瑛英的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判决书披露：包丽在案发时精神状态极度脆弱
澎湃新闻注意到，二审判决书中，法院在论证被告人牟林翰的辱骂行为与被害人包丽自杀身亡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提到：“包丽在案发时极度脆弱的精神状态这一风险，正是由于牟林翰日积月累的指责、辱骂行为而制造。”
在案证据证实，包丽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后，对牟林翰的精神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牟林翰因处女情结长期对包丽进行侮辱、谩骂，进行精神折磨与打压，贬损其人格，包丽为了维持与牟林翰的恋爱关系，虽然也有反抗、争辩，但最终选择了妥协、沉默和忍受牟林翰的负面情绪。
法院认为，牟林翰作为这一风险的制造者和被害人包丽具有亲密关系并负有一定扶助义务的共同生活人员，在包丽已出现割腕自残以及服用过量药物后进行洗胃治疗，并被下发病危病重通知书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包丽早已处于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应及时关注包丽的精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上述风险状态，防止包丽再次出现极端情况。
但牟林翰却对由其一手制造的风险状态视而不见，仍然反复去指责、辱骂包丽，使得包丽精神脆弱的高风险状态不断强化、升级，与案发当天的刺激性话语相结合，最终造成包丽服药自杀身亡的悲剧。
二审法院认为，包丽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前，性格开朗、外向；但在与牟林翰确立恋爱关系之后，由于不断遭受牟林翰的指责、辱骂，其时常精神不振、情绪低落，并出现了割腕自残、服用过量药物而被洗胃治疗等极端情况，在确立恋爱关系仅一年多的时点上便选择了服药自杀，可见正是牟林翰长期的精神打压行为使得包丽感觉不断丧失自我与尊严，逐渐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包丽服药自杀前所发的微信内容也有力证实了牟林翰的长期精神折磨导致了包丽对自我价值的错误判断。
由此可见，在包丽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不断出现极端行为并最终自杀的过程中，牟林翰反复实施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行为是制造包丽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升高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与包丽的自杀身亡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法院认为，基于对本案证据事实以及法律依据的论证分析，被告人牟林翰在犯罪主体、犯罪的客观行为以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方面均符合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牟林翰所提无罪辩解及其辩护人发表的无罪辩护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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